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绝大多数位于敌后，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建设和发展非常不易。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抗日武装需要持续的物资供应以支撑长期战争；另一方面，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又饱受战火摧残，民生凋敝，迫切需要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因此，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建设便肩负起双重使命，既要为大规模抗日军队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又要全力纾解群众的生活困境。唯有实现抗战需求与民生改善的统筹兼顾，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向心力，为最终赢得胜利筑牢根基。
坚持一边打仗一边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最大的任务是抵抗日本侵略，夺取抗战胜利。军队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没有军队就不能抗战，没有军队就不能开辟和保卫根据地。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决定了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旷日经久，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难以支撑长期斗争。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供应不足、物价飞涨等现象，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
事实上，这项运动的发起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有一个逐渐深入、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也是其能够在1941年后大规模持续开展的原因之一。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不久，由于经费不足，有的留守部队从事种菜、养猪、做鞋等生产，改善战士生活。但这些生产运动规模较小，没有广泛推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国共合作面临挑战。此时正值《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毛泽东同志在发刊词中以敏锐眼光重点谈到“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认为这么做既能改善军队生活，又能振奋军队精神，增强战斗力。当时这一认识还未成为普遍认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其前瞻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李富春同志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号召组织群众搞好生产。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高度。中央对比较巩固的地区和不巩固地区的部队，甚至对“行止无定”的部队均提出相应要求。可见，一项政策的最终落地经历较为长期的酝酿，最终走向成熟。这也是延安精神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
1941年春，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1941年和1942年两年，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通过自己动手，解决了大部分日用所需。毛泽东同志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队“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在日本的残酷侵略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自立更生，在陕甘宁这样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这既是从未有过的奇迹，也是极为了不起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基本处于后方，军事压力相对较小，军队具备开展生产的客观条件。那么，前方部队在战争环境下，能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吗？答案是能。大生产运动逐步发展为全国各根据地的普遍运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大多数部队做到粮食自给一个半月到三个月，蔬菜基本自给。山东、华中根据地部队通过自己动手，也保障了基本供给，甚至还有了进一步贮备。1945年初，毛泽东同志发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肯定晋察冀根据地实现劳力和武力结合、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被同等看重，指出：当春耕开始时，派专门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有的部队规定农忙时期以50%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军队在一边打仗的同时，一边从事生产，不仅有效解决了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更是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全局，将经济问题置于与军事、政治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抗战全局出发发动军队从事生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更是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
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深知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作用，真正将人民“组织起来”，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和手工业。
一是开垦荒地。陕甘宁边区自1939年后每年增开荒地，1943年发展为普遍的运动，原计划开荒39万亩，实际开荒高达97万亩，发挥出群众巨大的劳动干劲。基层干部将开荒作为主要工作，以身作则冲在最前线，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各地还评选与奖励开荒劳动英雄，鼓舞广大群众的开荒热情。开荒运动使耕地面积大幅扩张，农业产量跨越式增长，为边区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兴修水利。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单靠一村一户的力量难以完成，组织工作难度极大。皖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防治水患，保障农业生产，决定修建大坝。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组织21万民工，在长江边修建了黄丝滩新堤，屏障无为、巢县、含山等县300多万亩农田，保护1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皖中人民感谢吕惠生等干部的功绩，将新堤命名为“惠生堤”。
三是组织合作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组织群众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合作社。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分散且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体私有经济之上的互助组织。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推动生产、消费、运输，提高了效率。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在生产过程中，总会遇到种种困难。如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一场暴雨过后，辛苦开垦的农田和庄稼毁于一旦。但有时候，困难反而能激发劳动热情，迸发出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优秀文艺作品最能展现时代风貌与精神。鲁艺师生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崭新的农民形象。还有许多作品记录了“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壮举，也揭示了“生产是为打胜仗”的道理，成为革命文艺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要求党政工作人员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这就是不只向人民要东西、更要给人民东西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同志的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群众经验”，真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即要把生产开展成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努力倾听群众的声音、善于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在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更有能力和动力支持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和抗日斗争，形成了军民抗战到底的局面。
军民团结一心凝聚力量
抗日战争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彻底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政权与广大人民血脉相连、互相支撑。不管是军队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还是党政机关领导人民开展生产运动，事实上都增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纽带与感情。194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群众方面，重新宣布拥军公约。这有利于加强军民大团结、密切党政军民关系。
在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不断动员和组织群众，基层政治获得进步，流氓被改造，风俗在改变，农村面貌为之一新。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衷心拥护和支持，努力从事生产，踊跃上交公粮、送子女参军，形成“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军民鱼水深情。强大的群众支持成为根据地坚持抗战的重要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利用战争发国难财，贪污成风。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打仗与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国民党拥有粮食产量丰富的广大地区，但大部分粮食被经手人员中饱，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在敌后地区以及陕北这样的贫瘠区域，却能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问题。这些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赢得了民心。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参观延安后，由衷地发出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抗日，而且在建党、建政、建军方面一体推进，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大生产运动的号角声中，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与发展。党培养出一批政治可靠、党性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事业，积累丰富经验，成长为专门人才。这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向生产建设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不仅考验了党带领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能力，还考验了根据地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群众工作的能力。历史证明，只有彻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让军队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使抗战的军事力量不断获得发展；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能巩固根据地，为持久抗战提供稳固依托；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才能真正彻底地将群众动员与组织起来，将民族独立解放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宝贵财富，更为当代中国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中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和启示——唯有以创新为动力、以民生为根基、以团结为纽带，独立自主，奋发有为，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实现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的统一。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 吴敏超)榆林股票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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